中俄关系,中俄结伴不结盟让西方国家开眼

  中俄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昨天正式启动。此次由俄方牵头组织的联合军演共聚集9艘水面舰艇,主要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行的安全。莫斯科胜利日大阅兵刚刚落幕,中俄走近备受关注。地中海的演习延续了世界舆论对中俄关系的聚焦,一些很不靠谱的评论在西方媒体里跃然纸上。

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不仅对自身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国际格局,尤其对塑造和形成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中俄两国关系错综复杂,过蜜月期,也经历过全面破裂,恶化至互为敌人和全面对抗的状态,在目前新的国际关系形势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磨合与协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俄构成的政治安全压力和威胁下,中俄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会继续维持,但两国更为深入的合作也会受限,对未来中俄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俄两国都一再公开主张的“结伴而不结盟”。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说出了“俄中轴心再次成为西方和平繁荣国际关系愿景主要威胁”的极端话语,从中俄的角度看,这种评论背后的心态十分奇怪。中俄反复表示“结伴不结盟”,除了心智有问题者,西方人都应该听懂了。

中俄关系;冷战思维;“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家关系

  中俄成为战略伙伴是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但它有别于美日同盟等当今世界的所有军事同盟,也是一目了然的。西方应当扪心自问是不是对中俄做了什么重要的亏心事,以至于它们看到中俄走近就如此不安。

俄罗斯本来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最早是大约从公元9世纪开始兴起的基辅,后来在13世纪中期曾经被蒙古人占据和统治,大约从14世纪开始又在莫斯科附近形成了莫斯科公国并逐渐向四面八方扩张,大规模向东方扩张之后,终于在17世纪中期碰到了当时正处于鼎盛状态的强大的中华帝国,于是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北方邻国,两国边界开始接壤并发生关系。
在后来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俄强中弱,两国关系则错综复杂,既有俄罗斯大肆扩张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也有苏联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以及两国结盟且密切交往的时期,还有过两国相互敌对和兵戎相见的时期。冷战结束前后,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虽然之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并且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与相互支持。

  中俄“结伴”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它不仅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还同时增加了中俄各自的安全感,有助于维护世界力量的平衡。但是中俄战略合作对两国复兴都构不成充分的外部环境条件,两国都不愿意因为“得到了对方”,而“失去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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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俄不具备结成盟国的一些基本条件。两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差距很大,中国是亚洲国家,俄罗斯则是欧亚特性,而且是欧洲特性比较强的国家。中俄是完全平等的两个大国,不是美日那样的“主仆关系”,平等而差异很大的两个国家除非面临生死抉择,很难结盟。

自近代中俄两国开始有所接触以来,中俄关系就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不论彼此关系如何,中俄两国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双方关系不仅对中俄两国自身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对国际格局,尤其对塑造和形成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俄双方在地缘上相邻,历史告诉我们,两大强邻难免有一些自然的戒备,结盟不如结伴。中苏当年结过盟,但那次结盟的教训同后来两国敌对的教训一样深刻。纵观始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莫斯科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国人真心认为今天的中俄关系是“两国历史上最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俄罗斯人大概有同样的认识。

一、近现代中俄关系的简单回顾

  对中俄关系的复杂议论在两国内部也有。1991年俄罗斯就选择了西方式制度,虽然实际运行时权力中心比较突出,但制度上已经西化。中国已经市场化多年,社会也有多元意见。在中俄各自国内都能听到主张警惕对方的声音,构成了围绕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又一层舆论上的复杂性。

中国与俄罗斯第一次法律意义上的接触,是在17世纪末期的1689年,即俄罗斯帝国在不断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终于碰到了强大的满清帝国,一方继续向东扩张而另一方则试图阻止其扩张,双方不断摩擦以及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在这一年的8月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是中国人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份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开始被纳入起源于欧洲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体系之内,并按照新的近代国际关系规则即以条约为基本交往的依据来调整彼此的关系。

  但必须指出,支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十分强大的主流意见,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担忧和以西方为源头的幻想根本动摇不了两国关系的稳定。自中俄关系正常化后,历代中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两国关系,这超越了领导人的个人偏好和政治理念,也超越了两国各种局部和临时性利益带来的影响。

根据这一条约,中俄双方划定了彼此的边界,俄罗斯人暂时停止了其向东和向南扩张的步伐,不过俄罗斯人也获得了在这一边界地区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业特权,两国之间频繁兴盛的正常贸易关系维持了大约170年,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是和平与平等的。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十分发达,但我们不能不说,过度自信和自我中心感限制了西方精英的视野,他们现在应该抬起头来好好看看世界了。

然而,条约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废除了以实力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国际关系恒久规则,条约背后仍然需要实力作为支撑。19世纪40年代之后,伴随着欧洲国家对东亚的殖民扩张,作为东方古老帝国的满清王朝急剧走向衰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开了西方列强通过条约割让中国领土及获得各种特权的先例,于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国家都纷纷要求同满清王朝签订类似的条约,尤其是俄罗斯依靠其逐渐强大起来的实力以及利用满清帝国的衰弱和愚昧,采用压力威慑、欺骗利诱等各种手段同满清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有1858年5月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11月的《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10月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1881年2月的《中俄伊犁条约》等,通过这些条约,俄罗斯不但在中国获得了众多诸如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筑路权、最惠国待遇等各种特殊权益,而且还抢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俄的“结伴不结盟”打破了西方对大国关系的传统认识,是让西方人开眼的21世纪大国关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各种同盟正在这个时代变味发霉,一些西方人闻惯了那种臭气,不知道国际关系中还有清新存在。但我们希望,他们的这种政治嗅觉能够恢复。

其后,俄罗斯又巧妙地利用了满清与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崛起的另一亚洲帝国日本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获得了众多利益,并且开始与正处于国力上升期的日本帝国发生碰撞,二者在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心的东北亚展开争夺,终于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东北亚地区
进行了决战,结果俄罗斯战败,其影响力暂时退出了这一地区,同时俄罗斯对中国的也相对减弱,日本则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不过,俄罗斯仍然觊觎这一地区,日本对中国的干预和侵略恰恰为后来俄罗斯再次介入该地区和影响中国埋下了伏笔。

  

就在俄罗斯同日本之间爆发战争并且惨遭失败前后,俄罗斯国内也爆发了一场革命,即1905年的革命,这场革命虽然最终并未彻底推翻沙皇的统治,但是却“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此后俄罗斯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稳,直至1917年11月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为了减轻由西方国家的干涉和封锁所造成的压力,提出了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同中国当时的南方政府合作以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此同时还支持中国国内一些具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人们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介入和支持对后来的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苏联既同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支持。当然,在面对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对立和内战时,苏联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政策,基本上是既承认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并与其保持比较正常稳定的关系,又通过各种公开或非公开的渠道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承认,在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促成中国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及支持和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上,苏联也曾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出兵中国东北,对最后击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同样应该承认的是,苏联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形成的巨大战争能力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举行的三大盟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通过《雅尔塔协定》获得了诸多权益,其中很多涉及中国的利益,比如所谓维持蒙古现状,实际上最终导致了蒙古的独立,以及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和港口的控制权。此外,在战后不久中国国内爆发的国共内战中,苏联也巧妙地利用了国共两党的矛盾谋求自己的利益,既同当时的国民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又通过支持共产党而对国民政府形成外交压力,比如,1945年8月苏联就通过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众多利益,同时还为发展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战后中苏关系的短暂蜜月及其后的全面对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即致电表示承认并决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与此同时还发出照会,宣布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从此中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其实,由于苏联同中国共产党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两党相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以及当时已经开始的东西方冷战对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就已经基本决定了新政权的外交方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外交原则就是所谓“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或者更具体而言就是在美苏冷战的状态下选择倒向苏联。

随即,中苏关系迅速进入蜜月期,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成了苏联的盟国,苏联不但承诺将逐渐放弃依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所获得的一些权益,而且作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派遣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赴中国进行指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治安全领域,中苏两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共同安全利益,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都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为此在50年代初期共同援助朝鲜在朝鲜半岛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战争。

然而,中苏关系的好景不长,两国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向终结。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要求变革的政治势力,并公开否定和清算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做法,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尤其作为这一阵营中最大两个政党的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双方先是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论,比如,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并试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与改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存在缓和与改善。随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这一分歧不断扩大和深化,以至影响到了中苏两国的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将撤走苏联在华专家和终止一系列双方正在或将要进行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一决定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且将中苏矛盾更加公开暴露于国际社会。紧接着,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也开始进行指责,比如对中国政府当时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进行攻击,对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也表示不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苏联还多次策动中国新疆地区的中国边民大规模集体叛逃苏联,以及在新疆和中国东北两国边界接壤地区部署重兵并常常同中方边防人员发生摩擦和冲突,以至于在1969年3月中苏两国军队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即“珍宝岛事件”。

此后,中苏两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至互为敌人和全面对抗的状态,两国不但相互指责对方的内外政策,而且在外交上也试图同其他国家一道孤立对方,比如,苏联利用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主导地位带领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中国,中国也同样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朋友,以及迅速改善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来牵制和对抗苏联。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场合,中苏两国也相互攻击。

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双方自然有着不同的说法,当时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则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在后来的持续对抗中,中国又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则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安全压力。而且,即使在时过境迁的今天,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学者们对此也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实,应该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之争,即苏联认为可以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则认为必须依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继承者和主导者。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的破裂以及长期的全面对抗这一实际的结果,却毫无疑问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格局,社会主义阵营被严重削弱,中国则逐渐游离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则利用中苏矛盾成功实现了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形成了对苏总体战略优势并迫使苏联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在全面恶化及全面对抗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缓和与改善的势头,这当然主要是由于中苏两国在80年代都先后开始了改革进程,即中国始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和苏联始于80年代中期的全面改革,尤其是1985年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启了所谓的“新思维外交”,即全面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此中苏双方开始接触并很快就消除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并达成基本共识,于是在1989年6月中国领导人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并且经过会谈之后共同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过去和即将开启的关系,彼此作出承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三、冷战后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苏关系的改善,基本上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发生,因此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苏关系就再次被中俄关系取代,不过俄罗斯作为苏联国际法意义上的直接继承者,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中苏关系的改善也被持续改善的中俄关系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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